雪越下越大,雨刷器已經結霜粘在了擋風玻璃上,眼前這條原本崎嶇的山路,不一會兒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這個時候,中國東南部已經進入穿背心的夏季,而青藏高原,還在迎接著當地人也說不上是冬雪還是夏雪的降臨。
  司機老劉狠踩了一腳剎車,靠在路邊,拿起抹布擦了擦後視鏡,才敢繼續驅車。他知道,這種天氣狀況,儘管路上不會有太多車,但30多年走山路的經驗告訴他,稍有不慎,追尾,側滑,甚至翻溝,都是這條路上常有的事。
  路的一頭是青海省西寧市,老劉的東家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稱西北高原所)就在那裡。這個位居鬧市的科研大院是他們在這個西部省會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駐足之地,其內一群擁有氂牛精神、被譽為高原船舶的科研工作者是老劉常年為伴的同事。路的另一頭是此行的目的地,果洛藏族自治州三江源草地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是這些科研工作者真正的科研戰場。
  這條路整個走下來440公里,要翻過11座山,海拔一度超過4000米,除了羊和氂牛群,難覓人蹤,可以見到太陽的八九個小時全要耗在這條路上。西北高原所三江源草地恢復與生態高牧業發展團隊的科研人員每隔14天就要在這條路上往返一次,冬季的往返周期也長不過20天,而這樣的循環往複已經持續了9年。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老劉是位比同行的科研人員更為資深的“氂牛”,他能熟悉地說出這裡的每一個路口,幾十年過去了,他身邊的科研工作者換了一撥又一撥:有的是老先生,扎根留下來幹了一輩子,直到生命盡頭;有的是年輕有為的科研精英,卻在中途某個出口,按捺不住“東南飛”了,剩下的,多是一些“土著”科學家。“留下”,這個字眼在西部顯得格外扎眼。
  高原上的羊群喂飽了,科研工作者卻走了一茬又一茬
  就過了一夜,頭一天還銀裝素裹的山坡漸漸有積雪在消融,已露出一片枯黃的草地,隨之露出來的,還有一幅被當地藏民稱為“豐收”的畫面。
  貴南縣森多鄉,黃昏,落日未盡,山坡下一兩頂帳篷冒著淡淡的炊煙,幾隻凶悍的藏獒守護著雪白的羊群。這是一戶殷實的藏族牧民家,為迎接熟悉的科學家朋友,女主人早已把手抓羊肉、酥油茶、點心擺上了茶几,男主人仁青太則坐下來回憶,當年的自己如何第一個響應科學家動員種草地、建畜棚的故事。
  對仁青太一家三口來說,家裡30多只母羊生下27只羊羔是件大喜事,相比之下,隔壁姐姐家120多只羊才產了30多只羊羔。把羊喂飽,在外人看來既簡單又沒什麼科技含量,但對於散落在幾十萬平方公里的青海高原上的人眼裡,“就是一切”。而這一切在科學家們沒來之前,卻是另一番景象。
  “夏飽、秋肥、冬瘦、春死亡”,這句高原上流傳甚廣的俗話,曾經是青藏高原畜牧業的真實寫照。在藏族牧民達日傑的牧場,2000多畝的草原上跑著200多頭氂牛、200多只羊,但這位52歲的老牧民說,以前他們數羊只能以個位計算,頂多以十位計算。
  那時,達日傑的腳下是一片“黑土灘”。一入冬牧草被吃光,黑土灘就成了荒地,風一吹,黑土滿地。如今,整個三江源仍有7300多萬畝黑土灘,屬於極度退化草地。
  “極度退化草地”這個專業術語是西北高原所研究員徐世曉告訴他的,達日傑還從徐世曉那裡知道,改變這個情況的是一個被稱作“暖季放牧+冷季舍飼”的兩段式生產模式,而以前的模式則被稱作單一依賴天然草地的傳統畜牧業。“放牧比較粗放,牲畜一多草就不夠吃,而草一旦沒了,高原鼠兔就會遍佈草地,那就沒有牛羊的活頭了。”達日傑說。
  牛羊喂飽了,收入自然多了。達日傑說,新的生產方式不僅保護了草地,還讓他們每戶每年增收兩萬多元,這意味著他們每年可以多去省會玩兩趟。
  這並不容易。至今,三江源草地恢復與生態畜牧業發展團隊首席科學家、中科院西北高原所研究員趙新全都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藏族牧民時的情景:酥油糌粑吃過了,婦女們又赤裸著上身哼著拉伊,打酥油,在草灘上抹牛糞餅。太陽西沉,牛兒羊群自歸回家的路。這樣千百年延續下來的自然生產生活習慣,牧民們願意打破嗎?
  幾年過去了,牧民們真的留了下來,在載畜量過重、鼠災和嚴寒暴風雪前面,他們在草地上蓋起房子,甚至走進移民新村。
  然而,牧民們扎下根來,科研工作者卻走了一茬兒又一茬兒。
  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現任所長張懷剛是1982年畢業分配到所里的,30多年過去了,當初與他一起分配來的10多位大學生,如今仍留在所里的只有5位。
  另一個直觀的數字是,中科院實施百人計劃近20年,但截至目前,該所從國外引進百人計劃人員的數字依然為“零”。至於國家層面上的千人計劃等人才引進計劃更是與他們無關。在國際市場上,這個身處西部的科研院所幾乎沒有任何競爭力,於是,他們便從國內其他地方“引進”,然而,從國內“挖”來的百人計劃人員,完成工作的5位也已全部離開。
  為什麼各種人才計劃留不住人
  趙新全團隊曾發現一個現象,即分析一個高原草場的畜牧能力,要看的不是草場錶面的載草量,還要看整個草場的營養程度,畢竟,草最終是給牛羊吃,吃得好不好,長得好不好,就要看後者。前者從形式上很容易達到,即粗放性擴大草場範圍,但要真正增加畜牧能力,最終靠的還是單位面積內草料的營養程度,這就需要科技手段了。
  頗為諷刺的是,整個團隊乃至整個西北高原所目前面臨的就是這種尷尬的現象:雖然研究所經過時間的積澱,整個框架和隊伍規模越來越大,但真的論及“營養程度”卻並不樂觀。
  張懷剛給出一個數據,過去5年裡,在該所引進的37位博士中,只有4位是從985和211高校引進的。
  在西部科研院所里,常常能聽到這樣一個“抱怨”:研究所里剛考來幾個比較優秀的博士生,一轉眼,便各奔東西了。這讓導師們苦惱,以至於在想,既然最終還是要離開,那就不要招那麼多學生。
  但緊接著就是另一個現實,“想招學生還招不到呢!”東部地區“師少生多”的問題,到了西部卻變成了“師多生少”,不少研究人員不得不兩人帶一個學生。“學生本來就少,想留下人,留下誰呢?”三江源草地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站長趙亮說。
  和趙新全同一批的幾位老同學也都已經離開了西北,但趙新全從不去抱怨,也不從道德的角度去看待這些選擇,他唯一想不通的是——為什麼國家在不少人才計劃方面對西部已有很多傾斜,西部人才流失現象依舊難有改觀?
  有人說,這裡冬季漫長而嚴寒,惡劣的自然條件讓人望而卻步。此言不虛,趙新全曾寫過一段話,來回憶上世紀80年代他剛到所里工作時的情景:“每天晚飯後的籃球賽和免費可口的氂牛酸奶成為這段青春歲月里令我快樂和滿足的事情。連夜尋找丟失的實驗羊不慎被困沼澤地的情景也至今讓我心驚膽顫;冬季在河裡破冰打水時水桶粘去手皮見證了青藏高原的寒冷。”
  他在果洛吃面片的故事也讓人聽後唏噓不已。那天,趙新全和同事在試驗地播撒一種新品種牧草草籽,幹完活,天已近黑,大伙做起晚飯,有的在臉盆里和麵,有的用高壓鍋燒水,想來一頓青海尕面片。正當幾個人忙著揪面片,一陣狂風吹來,蠟燭熄滅,鍋水漫溢澆滅了火,但此時大家伙腹中早已咕咕作響,只得用飯盒盛上面片吸溜溜地狼吞虎咽起來。
  回憶這段往事,趙新全至今哭笑不得,“豈料狂風給面片鍋里下足了作料,雜草、土粒、羊糞蛋兒都有。”條件之艱苦由此可見一斑。
  幾十年過去了,條件沒有太大改觀。高原特有的自然氣候,讓趙亮這些後輩只得繼續用高壓鍋燒水做面,否則面就熟不了,熟不了就要繼續餓肚子。不變的還有那句“看山跑死馬”的老話,那些看起來近,卻距離甚遠的野外山頭,依然需要這些科研人員用自己的腳步和越野車一年就要換兩三次的輪胎去丈量。
  然而,與高海拔、乾旱、風沙大等嚴酷的自然條件相比,西部科技人才流失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工作環境乃至整個社會環境方面的問題。在不少科研人員看來,西部地區本身就存在經濟體量小、人才缺乏、信息流通慢等問題,因此,在與東部地區同台競爭科研項目時,很難有大的斬獲。
  留住老一輩靠政策,靠計劃,留住年輕人靠什麼
  趙新全還記得,當他還在擔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所長時,曾試圖勸過一位百人計劃人員留下,沒曾想這位科研人員很直接地回絕了,“留下來,誰給我項目做,誰給我博士帶?”這話雖然刺耳,卻也道出了一種無奈。
  一位科研人員告訴記者,所里曾來過一位百人計劃人員,老家也在西部,孩子也跟著來西部讀書,但過了兩年還是離開了,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告訴記者,在這邊好的班級上小學,一個班的學生可能有60、70人,一個老師怎麼可能管得過來這麼多學生,教學質量怎麼能有保證?而根據統計,全國39所“985工程”和114所“211工程”高校中,西部12省、直轄市以及自治區的相關高校分別僅有7所與24所,占比分別約為18%和21%。面對下一代這樣的教育環境,不少從國外牛校歸來的優秀人才卻步了。
  從全國角度來看,儘管針對西部有不少人才計劃,但為何這些計劃不僅沒有留住人才,反而帶走了人才?張懷剛說,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對引進人才,東西部支持力度一樣,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東部對於人才吸引的政策和力度更為誘人,那麼真正優秀的人才自然還是會到東部。而對原來就在西部的人才,由於缺乏持續的政策支持,不僅難留人反而加劇了原有人才的流失。
  在西北高原所,一位名叫楊永昌的老科學家吸引了來訪者的註意。早上9時,這位耄耋老人來到標本室,緩緩坐下,趴在桌上做起了標本鑒定工作,兩個小時後,他又匆匆離開。如此日積月累,讓不少人困惑,為何像楊永昌這樣的老一輩科學家能坐得住,留得住?
  於是,包括研究員周華坤在內的年輕科學家開始向外人講起了楊老的故事:楊老師是北京人,1951年一畢業就來到高原,主持完成了《藏藥志》、《西藏植物志》等,參與了曾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這一自然科學領域最高獎項《中國植物志》的撰寫。與同時代的張新時院士等人不同,以副研究員身份退休的他,依然每天“淡定”地鑒定著他的植物。而楊老留下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老一輩受年輕時期政策和計劃的影響較大,他本人很大程度上也是當初支援西部建設的大旗一揮,便跟著來了。
  如今單純地依靠計劃和政策還管用嗎?
  所謂“栽下梧桐樹,引得鳳凰來”,配套措施沒有跟上是西部的人常常談到的,比如,由於西部研究院所的研究對象和研究目標與東部的著力點存在巨大差異,因此他們關註的問題很難進入相關項目的組織和申報指南,因而也就很少有機會獲得國家級科研項目的直接支持,支持少了,重大科研項目就少,項目少了,圍繞項目轉的人才也就少了。於是,惡性循環就此產生。
  正如一位科研人員所說的,無論去與留,似乎都有說法。選擇離開,可以拋卻之前種種無奈與窘頓,卻必要承受割捨之痛;而選擇留下,就意味著要繼續面對工作與生活上的諸多矛盾和壓力。
  那麼,要留下這一輩的年輕人才靠什麼?在張懷剛看來,繼續按照計劃性的思維方式很難奏效,至少,如今的各種計劃只能留得住兩年聘期,卻難以留住這兩年聘期內這位人才所帶來的科研成果,更不用說讓他們為西部的學科發展、人才培養等“十年”、“百年”才見效的事業做貢獻。
  而從更深層次的因素來看,如果當下的科研評價導向不變,即便配套措施都齊全了,久在西部野外第一線的科研人員沒有成就感,也難留住。  (原標題:各種人才計劃填不滿西部人才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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